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司法实践困境与法律对策
——从个案争议到制度完善的系统性思考
引言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是婚姻家事纠纷中的核心难题，尤其在债务性质模糊、举证困难等情形下，极易引发“被负债”风险。尽管《民法典》第1064条明确了“共债共签”原则，但实践中仍存在规则适用不统一、道德风险频发等问题。本文通过典型案例剖析，揭示司法困境的深层矛盾，并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一、司法实践中的三大困境
1. “合意推定”的扩大化：以日常家事代理权为名的裁判偏差
案例：张某（夫）在婚姻存续期间向李某借款200万元用于投资，后投资失败。债权人李某诉至法院，主张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王某（妻）抗辩称其对借款不知情且未用于家庭生活。法院以“张某借款期间婚姻关系正常，可推定王某知情”为由判决共同承担。
争议焦点：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债务需债权人举证用于共同生活或经营，但实践中部分法院滥用“日常家事代理权”推定共同合意，变相加重非举债方责任。
2. 虚构债务的道德风险：离婚诉讼中的恶意串通
案例：赵某与陈某离婚期间，赵某亲友突然提起多起借贷诉讼，主张赵某婚姻期间借款500万元用于“家庭购房”。经查，资金实际流向赵某个人账户，且购房合同系伪造。法院虽最终驳回诉求，但陈某已因诉讼程序拖延遭受财产损失。
症结：现行法律对债务真实性的审查标准模糊，缺乏对虚构债务的预防与惩戒机制，导致恶意诉讼成本低廉。
3. 非举债方的举证困境：信息不对称下的权利失衡
案例：刘某（妻）与前夫周某离婚后，被债权人起诉要求连带偿还周某婚内借款300万元。刘某主张该债务未用于家庭，但因周某已失联且资金流水复杂，未能完成举证，最终被判担责。
现实矛盾：非举债方常因不掌握财务信息而难以举证，而《民法典》将“未用于共同生活”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债务人配偶，显失公平。
二、法律对策：从规则细化到制度创新
1. 明确“共同受益”的实质审查标准
- 规则完善：在《民法典》第1064条基础上，通过司法解释细化“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引入“债务用途与家庭受益的关联性”作为核心标准。例如，大额投资债务需提供家庭收入提升的直接证据。
- 案例参考：浙江高院2021年指导性案例明确，若借款用于一方经营且未转化为家庭共同财产，不得认定为共同债务。
2. 构建“两步举证”责任分配机制
- 第一步：债权人需证明债务符合“共签”或“事后追认”形式要件；
- 第二步：若债权人主张债务用于共同生活，需提供初步证据（如资金流向家庭账户、共同消费记录），之后由债务人配偶反驳。
- 优势：通过举证责任动态转移，平衡双方诉讼能力。
3. 建立婚姻债务第三方备案与评估制度
- 制度设计：参考公司法人登记模式，要求大额婚内债务在公证机构或民政部门备案，载明用途、债权人信息，作为后续纠纷审查依据；
- 技术辅助：利用区块链技术固定债务形成时间、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篡改。
三、对法律制度的深层思考
1. 个人财产权与家庭利益的再平衡
现行规则倾向于保护交易安全，但过度牺牲非举债方权益。未来立法需更侧重婚姻关系的“人合性”，限制对非合意债务的无限连带责任。
2. 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协同改革
- 程序优化：在离婚诉讼中增设“债务预先审查程序”，要求双方申报全部婚内债务，未申报者后续主张时需承担更高举证责任；
- 惩戒机制：对虚构债务的当事人及律师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15条罚款、拘留措施，并纳入征信黑名单。
3. 社会配套制度的补位
推动建立“婚姻财产公示查询系统”，允许配偶在特定条件下查询对方重大负债，破解信息壁垒。
结语
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不仅是法律技术问题，更是伦理与利益的艰难抉择。唯有通过实体规则精确化、举证责任科学化、配套制度立体化，才能实现债权人保护与婚姻正义的“双重底线”。未来，可借鉴德国《家庭法》中的“债务分离原则”与英美“用途推定例外规则”，探索本土化改良路径，真正筑牢防止“被负债”的司法防线。
注：本文案例基于公开裁判文书改编，法律条文援引《民法典》及司法解释，具体实务需结合最新司法政策与个案证据综合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