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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意大利A公司与中国北京的B公司签订了一份产品经销合同,合同中约定,如发生争议的,应提交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合同并约定适用中国法律。后意大利A公司将该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转让给中国的C公司,C公司于是向中国B公司所在地的北京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债权。问题:北京法院对此是否有管辖权?

 

仲裁法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6年9月8日起施行)第九条规定:“债权债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的,仲裁协议对受让人有效,但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根据该规定,如果C公司在受让债权时并无上述三项条件之一,则原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仲裁条款对债权的受让人C公司具有约束力,北京法院对C公司的诉请无管辖权。(该解释第九条所规定的“债权债务全部或部分转让”应该理解为债权或债务的转让还是债权债务的概括转让呢?如果理解为债权债务的概括转让,则由于该等转让需要相对方的同意,因此若受让人对仲裁协议条款明确表示反对且得到相对方的认可的话,则“进一步延伸的问题3”是否就解决了呢。供参考)

 

最高院案例:

 

1998年8月10日,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河南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公司)与鑫泉贸易(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泉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双方相互供货关系。1999年10月2日,鑫泉公司与辽宁渤海有色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约定将其对河南公司的全部债权转让给辽宁公司,用以清偿鑫泉公司欠辽宁公司的债务等。1999年10月8日,辽宁公司依据债权转让协议书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辽宁公司是以债权转让纠纷为由提起的诉讼,其与河南公司未直接签订合同,事后双方又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故辽宁公司在本院提起诉讼,符合法律规定,其有管辖权。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鑫泉公司与辽宁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书面通知了河南公司,因该债权是基于原合同产生的,且需依附于原合同实现。辽宁公司接受债权转让协议,其中应包括解决争议的条款。而依据鑫泉公司与河南公司所签订的合同的约定,双方解决权利义务争议要通过仲裁裁决,因此,辽宁公司要实现其受让的权利,亦需要通过仲裁解决。故本案应依据仲裁条款的约定,通过约定的仲裁机构裁决,人民法院不应受理。

 

进一步延伸的问题1:

 

如果A公司与B公司产品经销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是约定某法院诉讼,则该条款对受让人C是否有约束力?

 

中国的《合同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学理上通常认为,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条款并不属于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权利。因此,当债权人转让债权时,受让人就因此有权就该债权依照原合同约定的争议解决方式主张债权。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与中企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2006年11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6)民二终字第186号)所指出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为了解决可能发生的纠纷而明确约定了管辖法院。此后基于合同形成的债权几经转让,但新的债权人均未与债务人、保证人重新约定管辖法院,亦未排除原合同关于管辖法院约定的,只要原协议管辖约定不违反法律规定,则应认定继续有效。”则,在上述案例中,债权的受让人C仍应按照原债权人A与债务人B之间的合约确定争议管辖。

 

进一步延伸的问题2:

 

在上述案例中,如果A公司与B公司的产品经销合同约定适用某境外国法律。则,A公司将债权转让给C公司后,C公司是否仍然应该依照原合同约定的仲裁条款申请仲裁?

 

一般而言,如果各方没有特别约定,应按照产品经销合同约定的该境外国法律解释C公司是否受仲裁条款约束。据笔者所知,不同国家对此确实有不同规定。比如,意大利最高法院在一个案例中,就否认仲裁条款对受让人的约束力,认为,当事人对仲裁条款的同意应当是“可证明的、明确的和不是模棱两可的”。而英国在某个案子中采取了与意大利不同的观点,认为仲裁协议的自动转移最有利于当事人的合理利益。(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C公司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债权,法院需适用该境外国法律的情况下,涉及中国法院对“外国法查明”的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及《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均规定了外国法查明的途径,并明确“当事人和人民法院通过适当的途径均不能查明外国法律的内容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进一步延伸的问题3:

 

在上述案例中,如果A公司与C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明确约定,C公司不承认A公司与B公司之间仲裁条款(或推而广之争议解决条款)的情况下,C公司是否有权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按照上述最高人民法院《仲裁法》司法解释,显然,如果受让人在受让债权时明确表示反对,则受让人不受原仲裁协议约束,即C公司有权向法院提出诉讼主张债权。但是,如果A公司与B公司的合同约定由合同签订地上海法院管辖的情况下,如果债权转让时受让人C明确反对原争议解决条款,其是否有权直接向B公司所在地北京法院提起诉讼?

 

笔者认为,上述案例中如果C公司有权向B公司所在地北京法院提起诉讼,则因此而造成的法律漏洞是:当事人可以通过债权转让的方式摆脱原合同争议解决条款对其的约束,这将对原合同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我们认为,该问题有待理论和实务界进一步探讨。